金寿福|循着夏鼐先生的足迹——记中国在埃及的首次考古发掘

澎湃新闻 阅读:39205 2020-11-20 12:17:54

原标题:金寿福|循着夏鼐先生的足迹——记中国在埃及的首次考古发掘

2018年11月29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埃及文物部联合考古项目在卢克索孟图神庙遗址正式启动,这是中国首次派出考古队在埃及这个富有考古资源的文明古国进行发掘。十九世纪中叶以来,欧美许多国家一直在埃及各地进行数目众多、规模巨大的考古活动。现代考古学的诞生和发展与埃及息息相关。如今,中国考古人员终于登上这块催生和检验考古理论及方法的神奇土地进行考古研究,这标志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和中国考古学界在考古技术和田野经验方面赶上西方水平。中国考古学界实现这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突破,是夏鼐先生早年在伦敦大学学院获得埃及考古学博士学位,并始终站在考古学的学术前沿、以全球视野建设新中国考古学的结晶。

一、夏鼐与皮特里

夏鼐先生是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奠基人之一,为新中国考古工作的主要指导者和组织者。他于1934年从清华大学毕业,主修经济史。同一年,他考取公费留美攻读考古学的名额。选修考古学有一个前提条件,需要申请者有田野实习经历。1935年春天,夏鼐先生参加了由李济先生和傅斯年先生在河南安阳殷墟主持的考古发掘以及梁思永先生对西北岗王室墓地进行的发掘工作。李济和梁思永二位曾经在哈佛大学深造,主修人类学;因此,他们有意让夏鼐赴哈佛大学留学。不巧,他们在哈佛的老师狄克逊(R. B. Dixon)于1934年底突然病逝。梁思永先生特别看重柴尔德的考古学理论,所以建议夏鼐去英国攻读学位。1935年,夏鼐先生到达英国,拜伦敦大学学院埃及学教授皮特里为师,把皮特里埃及考古博物馆尘封数十年的串珠作为博士论文的研究对象。同样不巧的是,皮特里于1935年卸任教授一职,由格兰维尔(S. R. K. Glanville)接任。因此,夏鼐先生的论文主要由格兰维尔和皮特里的助手耶茨(P. Yetts)指导。

按照前皮特里埃及考古博物馆馆长、大学学院埃及考古学教授夸克(S. Quirke)的解释,1935年,夏鼐先生投在皮特里(W. M. F. Petrie, 1853–1942)门下的主要原因在于,皮特里当时在考古学界享有盛名,他具有丰富的田野经验和理论素养,他的著作《考古学的方法和目的》可能是吸引夏鼐的最重要因素。

因为身体原因,皮特里没有接受正规教育,而是由父母在家里传授人文和自然科学领域的知识。受到母亲的影响,皮特里从小就开始收集化石并喜欢古物;在父亲的指导下,他学习和钻研勘察和测绘技术,不久便得到了英国学界多位重要人物的承认和重视。1880年,为了确认位于埃及吉萨高地上的金字塔的数据,皮特里带上测量仪器奔赴埃及。他对吉萨金字塔尤其是胡夫大金字塔做了精细的测算,更正了之前的错误,确定了这些金字塔的正确数值。接下来,在没有政府投入的情况下,皮特里完全借助私人募捐在埃及开始考古发掘。

当时欧洲人在埃及考古,其目的在很大程度上属于寻宝和盗挖,许多自称或被称为“考古学家”的人充其量不过是古物收藏家,他们的目的就是获得有价值的文物。他们很少做发掘笔记,尤其是把陶器和没有文字的器物视为无用的东西。皮特里则认为,恰恰是这些看似无足轻重的出土物能够提供王表、年表等关键史料忽略的珍贵细节;它们在形状、纹饰等方面的变化并非与改朝换代完全同步,更能反映政治层面以外的民众生活。对于文字尚未诞生的史前时期来说,陶器构成了最为重要和可靠的断代工具。曾经资助过皮特里的大英博物馆官员多次抱怨,称皮特里送来了超量的陶器,其他器物少得可怜,而且个头又太小。埃及学界经过近一个世纪建构起来的古埃及史前文化脉络和法老文明起源的路径,主要基于皮特里借助陶器复原的史前史。皮特里被尊称为“陶罐之父”。

皮特里始终坚持仔细记录发掘过程中发现的所有物品、它们出土时的位置以及与其他物品之间的距离和关系。皮特里认为,没有来源和相关信息的出土物几乎不能被称为文物;除非留下可供后人复原的发掘记录,不然的话,所谓考古就是进行破坏。正是为了提供最为可靠和详尽的记录,皮特里从一开始就把摄像技术应用到发掘过程中。

皮特里在格罗布发掘一座墓时绘制的卡片

当然,对发掘过程和出土物进行详尽描述和记录,这只是第一步。皮特里主张尽快把发掘结果整理出版;并且,在这方面,他确实也是一直身体力行。在他看来,发掘结果放在抽屉里就无法发挥应有的作用;有时,错过恰当的时机,它们便会成为废物。正是秉持这样的信念,皮特里靠着惊人的毅力,在其漫长的考古生涯中,一共出版了一百多部专著,而他撰写的文章、书评和辞书中的词条的数量超过了一千篇/条。

皮特里在发掘工作中向来一丝不苟;但是在生活上,他却是一位很随意的人。在吉萨高地测量和绘制图表的时候,皮特里住在位于胡夫大金字塔以南、属于法老时期的一座悬崖墓里。固定在墓室墙壁的帆布就是睡床。在一张拍摄于坟墓入口的照片上,他穿着简单的工装,赤着脚。他每天的食物主要是罐头食品。当发掘季结束而食物尚有余存时,皮特里就把这些罐头埋在沙漠里,作为下一个发掘季的食物储备。当下一个发掘季开始时,他会首先确认留下来的食物能否食用;而最好的办法就是把罐头使劲摔向墙面,没有破裂的罐头均可食用。据说,皮特里为了能够专心工作,不被好奇的游客打扰,在发掘现场常常仅穿一条红色短裤。

皮特里在墓室入口拍摄的珍贵的照片

同一时期在埃及进行发掘的绝大多数欧美人为了能够速战速决,廉价雇用大量埃及民工。对于这一点皮特里有自己的看法。他很早就意识到,雇用诚实能干的埃及人作为发掘工人非常重要,对他们进行培训也十分必要。在位于现今开罗西南部的法尤姆进行发掘的时候,皮特里用心培训当地人,让他们成为具有一定考古知识和发掘经验的专业人员,其中最为出色的是一位名叫苏艾菲的埃及人。1893年,皮特里来到位于卢克索以北约四十千米的库夫特村,对法老时期的遗址进行发掘。他与苏艾菲一道,用心培训了大约三十名当地的发掘人员,使他们成为具备一定的考古理论知识和发掘经验的技术工人。其中不少人后来跟随皮特里转战南北,而且把手艺传给他们的后代。这些熟练的发掘工人在埃及考古学界被称为库夫提,意思是来自库夫特的人。库夫提也被其他考古队雇用。美国著名埃及学家赖斯纳(G. Reisner)不仅让曾经在皮特里手下做过助手的梅斯(A. Mace)负责发掘工作,而且还雇用了多名库夫提。库夫特成为输送优秀发掘工人的村庄,库夫提在一百多年以来的埃及考古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如今,许多库夫提在埃及各地发掘现场担任领工。值得特别提及的是,本文开篇时提到的这次中国考古队在卢克索进行发掘,埃及文物部门特地安排了数位有几十年发掘经验的库夫提担任领工。

中国考古队发掘现场一角

在以探宝为主要目的的发掘逐渐转变为一门学科的过程中,皮特里扮演了重要的角色。1892年,畅销书作家和业余埃及学家爱德华兹女士(A. Edwards)把私人藏品(皮特里埃及考古博物馆的前身)捐献给伦敦大学学院,并出资设立了英国最早的埃及学教授席位,皮特里成为首位教席拥有者。皮特里的学术地位得到承认并有了固定的薪俸。1904年,皮特里出版了《考古学的方法和目的》,对多年的考古发掘以及教学、研究做了总结。他在书中严厉批评了当时普遍存在的寻宝式和掠夺式发掘,他说:“看到所有的古迹都在快速地被破坏,没有人考虑如何保护它们,真是让人作呕。”他以为,半吊子考古学家事实上也在毁坏文物:他们不具备最基本的发掘资质;结果,“博物馆犹如一座令人毛骨悚然的停尸间,因为那些文物成了干巴巴的骨头,曾经赋予其生命和价值的血肉——族群属性、地点、时间——已经不复存在”。

皮特里详细阐述了以了解和复原古代文化和文明并保存这些遗产为宗旨的考古学。他指出,考古学家的任务不只是为语言学家和历史学家提供认读和解读的材料;同时,他对在埃及进行考古发掘主要是为了寻找以色列人的踪迹这一说法也并不认同。一言以蔽之,考古发掘应当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并遵循自身的定位和特征。

皮特里在考古发掘中发现并整理了数以万计的陶器。仅在位于埃及南部的涅迦达,皮特里就发掘了大约两千两百座坟墓。他对从中出土的陶器依据它们所属的具体发掘层以及它们的形状、颜色、质地、纹饰或图画进行分类,以此确定不同种类的陶器之间的相互关系——即在时间上的先后序列,进而确定它们所属的坟墓以及墓地的年代。这种测定年代的方法被称为“序列断代法”。

在发掘属于新王国时期的一处宫殿时,皮特里发现了来自希腊的陶器,经过仔细对比研究,皮特里确认,这些陶器属于迈锡尼文明,并确定这些陶器的年代应当在公元前1500年至1200年之间。这种技术被今天的学者称为“交叉定年法”,为学者们建立环地中海文明区域年代网络奠定了基础。著名考古学家特里格把皮特里称为“与众不同的考古学家”,认为皮特里对考古实践和理论的贡献不可估量,考古发掘逐步变得合乎伦理道德并走向系统和科学的发展轨迹,这些都与他分不开。

到了1915年,皮特里埃及考古博物馆已经拥有大约三千串串珠,这在全世界公立博物馆或私人收藏中都是绝无仅有的。它们不仅数量多、种类齐全,而且分布在古埃及各个历史阶段。这些串珠能够提供许多有关古埃及人社会身份、古埃及工艺和对外贸易的信息。其中由皮特里亲自发掘的串珠都配有相当详尽的出土信息,而其他串珠是皮特里在埃及各地的文物市场购得的,它们几乎没有任何出土信息。如何以科学的手段对这些数量巨大却珍贵的微小串珠进行科学的解读,实在是令皮特里头痛的事情。皮特里一直忙于考古发掘,并且在最短的时间内出版发掘结果,但是没有时间和精力对来自不同墓地、区域并属于不同年代的串珠进行细致的、综合性的对比研究。皮特里曾经希望他的学生们能够承担这份艰难却非常有意义的研究工作,但是根据夸克教授的说法,许多学生在不同场合表示,给这些不起眼且又相似度极高的串珠进行分类、解读和分析,这项工作远比处理其他出土物都繁琐。

二、夏鼐与古埃及串珠

古埃及串珠的材质可谓千奇百怪,有宝石、黄金、白银、金银合金,也有穿孔贝壳、动物牙齿(包括鲨鱼牙齿)、化石,甚至还有陨石。取材地主要是埃及边缘地区,但是远超出埃及的地理范围,比如水绿色的绿松石产自埃及西奈半岛,呈悦动蓝色的青金石来自现今的阿富汗南部,带着暗光泽的黑曜石来自现今的土耳其,镶蚀红玉髓来自印度河流域。在古埃及,女子、男人甚至孩子都佩戴串珠。不仅生者,死去的人也要佩戴串珠,以备来世之需。可以说,古埃及人佩戴串珠的方式也是千奇百怪,作为项链、手镯、脚镯、腰链、头冠或发辫。

皮特里埃及考古博物馆的一副串珠

夏鼐先生以皮特里埃及考古博物馆藏品为论文的核心材料,同时参考了开罗埃及博物馆和牛津大学阿什莫尔博物馆馆藏的串珠。夏鼐先生在很短的时间里制作了一千七百六十张卡片,每张卡片一般包括八条信息:串珠的登记号、串珠的来源、串珠的年代、串珠的使用情况、串珠的参考信息、评论、图画、照片序列号。除了这些基本信息之外,他为每一副甚至同一副上的所有珠子配置了具体信息:它们的形状、穿孔、颜色、材料、数量等。在其博士论文第一章的第一个脚注中,夏鼐先生引用了皮特里《埃及文物手册》第十五页的论断“串珠和陶器构成了考古学的字母”。事实上,夏鼐先生在论文中系统地演绎了皮特里的这一论点。他在论文中先后三百九十六次提到皮特里的名字。皮特里用毕生的精力发掘和解读古埃及陶器,通过研究古埃及串珠,夏鼐先生无疑完成了皮特里想做却没有能够做成的事。

夏鼐先生为博士论文制作的卡片之一,现存于皮特里埃及考古博物馆档案室。

在夏鼐先生完成了上述提到的需要极大耐心和耗费巨大精力的工作以后不久,皮特里考古博物馆出于备战需要把所有馆藏品打包。1941年,夏鼐先生辗转回国,于1943年完成博士论文以后邮寄给伦敦大学学院。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大学学院特许夏鼐先生免予答辩,获得学位。1946年7月,大学学院授予夏鼐先生埃及考古学博士学位。

在多方努力下,2014年,夏鼐先生于1943年呈交伦敦大学学院的博士论文《古埃及串珠的考古学价值》( Ancient Egyptian Beads: Archaeological Value of Beads)终于在施普林格出版社付梓出版,夸克特地为该书撰写了前言。一部博士论文在完成之后七十多年才出版,实属罕见,说明其学术参考价值远远超越了时间的概念,是凤毛麟角的上乘之作。夸克认为,夏鼐先生的博士论文的出版,不仅有利于后人了解他求学时期的研究路径和方法,而且对全球化视野下更加全面地理解古埃及历史文化以及古埃及与周边地区关系史具有重要意义。

夏鼐先生博士论文封面

夏鼐先生在其博士论文的第一章就点明了这一点,他认为,在时间的长河中,如此多只有简单考古信息的串珠在材质、形状、制作工艺等方面经历了怎样的变化,促成这些变化的社会、经济和心理因素有哪些,对这些相关问题的研究无疑会让今人更好地理解古埃及人的生活细节、他们的宗教信仰,尤其是他们在空间上的活动范围。一方面,珠子或串珠借助贸易流传,经常被重复使用,另一方面在此过程中与属于不同时代和不同区域的珠子串在一起。不同串珠的磨损情况以及同一副上的珠子的产地、使用情况不同,都能够提供意想不到的历史信息。再次,串珠尽管在形体上不起眼,但是它们曾经被古人珍视和佩戴,为他们的贴身物,构成了我们了解和理解古人思想和情感的看得见、摸得着的物品。夏鼐先生的博士论文把皮特里埃及考古博物馆的串珠放置到更加宽广的时空框架中,为后人使用皮特里埃及考古博物馆藏品或者解读其他博物馆类似的文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38年初,在开始撰写博士论文之前,夏鼐先生在艾尔曼特遗址做了为期一个月的考古实习。之后,他专门到卢克索寻古和探访。他在同年2月4日的日记中写了如下一段话:“时已近11时,我要赴Temple of Montu(孟图神庙),驴夫甚觉惊怪,谓为什么专找这些人家罕来的残石块参观,放着伟大的阿蒙神庙不去,因为坚持要去,没法子,他只好跟我来。绕道至Sandstone Portal of Ptolemy Evergetes(托勒密时期建造的神庙大门),门锁着不能进去,绕一个弯,经Gate of Thutmose I(由图特摩斯一世建造的大门),由南面进来,孟图神庙,Ptolematic Temple and Small Chapel(托勒密神庙和小神殿)都很残破荒凉,还不及穆特神庙湖光寺影,风景引人,放在阿蒙神庙之旁,自然罕有人来观光。”即将以古埃及串珠作为博士论文题目的夏鼐先生对孟图神庙这个人迹罕至的废墟情有独钟,是否预示了什么?

三、孟图神庙成为中国考古队的发掘点

回国后,夏鼐先生在中央博物院和史语所考古分部工作。新中国成立以后,他先是在浙江大学任职,后于1950年被任命为新成立的考古研究所副所长,1962年至1982年担任所长,之后担任名誉所长。早在1945年,夏鼐先生在甘肃和青海属于齐家文化的遗址发现了来自仰韶文化区域的陶片。根据考古地层学证据,夏鼐先生推翻了由安特生(J. G. Andersson)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确认的齐家文化和仰韶文化之间的先后顺序。不难看出,夏鼐先生创造性地融合并运用了皮特里的序列断代法和交叉定年法。在之后的岁月里,夏鼐先生为重构中国新石器文化演变的脉络和框架做出了建设性的贡献。可以说,从夏鼐先生的研究中,我们仿佛始终能够看到皮特里的影子。

在夏鼐先生的领导下,考古研究所早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就建设了碳十四测年实验室。根据有科学依据的测年,夏鼐先生提出了黄河流域并非中国新石器时期唯一中心的理论。随着七十年代放射性碳数据库的建立,中国考古学家的科技手段不断提高。在出土物的整理和发掘材料的发表以及相关研究论文的撰写等方面,夏鼐先生以身作则,制定了严格的学术规范。他对著作中的观点、地图、表格、引文,甚至标点符号都仔细检查和核对。

1952至1955年,由文化部、中国科学院和北京大学共同举办全国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对文物工作人员进行考古知识和技能培训;在此期间,北京大学历史系创办了中国高等院校中的第一个考古学专业。夏鼐先生为训练班学员和北京大学考古学专业的学生开设课程并作专题讲座。在紧张地进行田野发掘的同时,夏鼐先生极为重视运用理论阐释和归纳出土物和发掘材料,1979年问世的《考古学与科技史》就是佐证。

夏鼐先生一直对丝绸之路这个区域上发生的中西交通给予密切的关注。1961年,夏鼐先生出版了《考古学论文集》,其中有多篇重点探究中国与波斯、古罗马之间的交流。在强调中华文明原生态的同时,夏鼐先生指出了中国新石器文化的多重性和多中心。夏鼐先生被聘为英国学术院通讯院士、德意志考古研究所通讯院士、瑞典皇家文学历史考古科学院外籍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意大利中东远东研究所通讯院士,获得了美国、瑞士等国考古学机构颁发的荣誉称号。

1956年,中国科学院邀请埃及开罗大学费克里(A. Fakhry)教授来华讲学。费克里为中国科学院有关专家作了与古埃及相关的学术报告,又为北京大学历史、考古专业的学生开设古埃及历史课程。费克里的讲稿于1956 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书名为《埃及古代史》。夏鼐先生对费克里讲稿的中文译文做了仔细修改,并协助费克里选择附图,指导绘图人员绘制了书中的三幅插图。

1978年秋季,由东北师范大学林志纯先生牵头,国内高校和研究机构部分从事世界古代史研究的学者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举行座谈会,商讨国内空白学科埃及学、亚述学等学科的建设问题。夏鼐先生应邀到会,先后两次做了如何学习埃及学的报告,介绍他在英国学习和在埃及参加考古发掘的经过。夏鼐先生强调,研究埃及学的基础是掌握古埃及文字。他把当年在伦敦大学学院学习古埃及象形文字时使用的教材和由他本人完成的三十三套习题展示给与会者。林志纯先生培养了新中国第一位埃及学博士——令狐若明。令狐若明学习古埃及象形文字时的启蒙老师就是夏鼐先生,而他使用的教材和练习册均沿用夏鼐先生在伦敦大学学院读书时的存本。

张光直先生在1986年撰写的纪念夏鼐先生的文章中称,夏鼐先生担任中国考古学建筑师长达三十五年之久。他在文中预言,由夏鼐先生创建的学科在其弟子们的努力下必将有无限美好的未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考古学获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是国家整体实力实质性提升的结果,同时也得益于夏鼐先生长期高瞻远瞩的学术规划。张光直先生直言,夏鼐先生的去世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结束,那个时代是由解放前在国内接受训练的学者挑大梁的年代;而夏鼐先生去世以后,需要那些在国内考古一线成长起来并具有国际视野的学者们发挥作用。

随着中国考古学的成长和壮大,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把眼光投向国外。2017年,考古研究所举办了古埃及考古系列讲座,讲座文稿整理后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书名为《埃及考古专题十三讲》。同一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外国考古研究中心。至此,在埃及进行考古发掘的基本条件已经具备。2018年10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埃及文物部签署了《中埃卢克索孟图神庙联合考古项目协议》,中埃联合考古队正式组建。

孟图神庙实际上是一个神庙群,它由几座神庙和其他结构组成。根据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法国学者对孟图神庙进行的勘察和部分发掘,孟图神庙群大致有以下几个部分:一、孟图神庙;二、玛阿特神庙;三、哈普瑞神庙;四、圣湖;五、一座处在高台上的建筑(可能是保存和制作供品的地方);六、由几位阿蒙神的神妻献给奥西里斯的六座小神殿;七、通往码头的甬道。根据中国考古队的探测,孟图神庙围墙内面积约二点四万平方米,现已探明的建筑遗迹共有二十二座。

孟图神是古埃及最早和最重要的神灵之一,在第五王朝末期形成的《金字塔铭文》中就已经占有一席之地;至第六王朝帕庇一世在位时期,孟图神已经拥有了自己的祭司。孟图神的表现形式是隼头人身,有时以狮身鹰首兽的形式显现,公牛是其神圣动物,这些都强调孟图神高翔并突袭猎物的猛力。孟图神头上佩戴太阳圆盘,两条眼镜蛇盘踞在圆盘的前面,起到保护作用,圆盘后面插着两根隼羽。孟图神很早就分别与荷鲁斯和拉合二为一——这可能是因为他们具有相同的特征,成为孟图―荷鲁斯和孟图―拉合成神。

孟图神作为战神,其地位在第一中间期末群雄争霸和埃及重新走向统一的过程中迅速上升。获得霸主地位并确立统一王权的底比斯君主们——被马涅托列入第十一王朝——的名字“孟图荷太普”当中包含孟图神,意思是“让孟图满意的人”。他们在位于卢克索尼罗河西岸的戴尔―巴哈里建造孟图神庙,第十八王朝的哈特舍普特女王后来在这里为自己建造了祭殿。在宣扬保护埃及和向外扩张的功绩时,几乎所有的国王都打着孟图神的旗号。“像孟图神一样”,构成描述君主勇猛杀敌并扩大埃及疆域时常用的字眼。因为这个原因,孟图神在努比亚以及埃及边境地区受到特别的供奉。

孟图神的命运并非一帆风顺。在孟图荷泰普家族统一大业中被奉为至高无上的神灵之后,在随后的第十二王朝,孟图神则不得退居阿蒙神的阴影之下。在驱逐喜克索斯人并重新统一埃及时,同样来自底比斯第十八王朝君主把孟图神奉为重要的保护神。正是在这个时候,中国考古队目前正在发掘的孟图神庙才得以诞生并扩建,它的主体由阿蒙荷太普三世建造。在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孟图神只是扮演着无足轻重的配角,没有哪个国王在他的神庙进行过大规模的增建。一直到第二十五王朝时期,来自努比亚的库什统治者才又把孟图神奉为最重要的战神。库什君主们这样做,显然是为了获得孟图神这位底比斯地区曾经的领主的承认和恩宠。可惜,与绝大多数其他建筑一样,他们建造的高大柱廊已经不复存在。同样作为外族统治者,托勒密王朝的君主们也在孟图神庙增加了不少结构,尤其是规模庞大、如今却残缺不全的围墙和保存尚佳的壮观的塔门。几经增建和扩建,使得孟图神庙的结构异常复杂,加上绝大多数建筑目前只剩下了地基和散落的石块。这些给发掘和复原工作带来了巨大的困难。

尼罗河重要的支流曾流经孟图神庙北侧。可以推测,孟图神庙曾经是位于其南侧的阿蒙神庙所需建筑材料、供品等物质的中转站,同时还是阿蒙圣船出行时经过的站点。如果后一种可能性确实存在过,则意味着阿蒙神庙各种重大活动并非全部以第一塔门——阿蒙神庙最重要的大门——为出入口。显然,不应当把孟图神与阿蒙神隔离开来,更不应当低估阿蒙神的优势地位。阿蒙荷太普三世一方面称新落成的神庙为孟图神庙;但是在其他地方,他又说这座神庙是献给阿蒙―拉的。至少在初期,孟图神庙是庞大的阿蒙神庙区的从属。另外,上面提到的由阿蒙神的神妻们献给奥西里斯的小神殿一开始并不在孟图神庙围墙之内。这些都说明,孟图神庙与其他宗教建筑都有关联,尤其是与阿蒙神庙之间的关系密切且复杂,比如,拉美西斯时期处置盗墓贼的审判就是在孟图神庙群内的玛阿特神庙举行的。对孟图神庙进行系统的发掘整理,不仅是了解目前围墙内建筑的历史以及它们之间关系的关键,而且有助于补全阿蒙神与孟图神的关系网。只有做到了这些,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孟图神庙盛衰的政治原因、社会背景和当时的埃及人——尤其是卢克索居民——的宗教诉求。

中国考古队在2019年至2020年发掘季布设的探方面积约两千平方米,发掘工作主要集中在南围墙处的奥西里斯小神殿区和孟图神庙西南角与玛阿特神庙相连的区域。神庙区到处是来自不同建筑的石块,大部分有铭文的石块由法国考古队整理并放在一处,因为年代久远,不仅基本信息无从考证,而且因长期与土壤接触被逐渐腐蚀,出现了开裂、风化现象。因此,中国考古队建造了水泥平台,将铭文石刻置于平台上,采用统一的石块铭文记录表进行编号、登记和拍照,为日后项目资料库保存影像材料与信息,目前已登记在册的石块约有五百块。另外,中国考古队已经开始与卡尔纳克修复中心合作,在发掘的同时,对文物和建筑进行必要的修复和加固,采取充分的保护措施。除此之外,中国考古队还与法国东方考古研究院和米兰大学建立联系,目的是查阅法国考古学家当年所做的考古笔记、器物卡片和信札。

中国考古队主要成员与埃及发掘领工合影

从夏鼐先生远赴英伦到中国考古队飞抵尼罗河谷,中间相隔近一个世纪。夏鼐先生师从名家,把掌握的最前沿考古理论和方法建设性地运用到中国的考古发掘和研究之中,同时为中国埃及学的发展建构了良好的框架。由此可以说,中国赴埃及卢克索考古队是有备而来。接下来的发掘值得期待。

(本文作者金寿福为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考古研究中心学术委员)

(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声明

声明:转载此文是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若有来源标注错误或侵犯了您的合法权益,请作者持权属证明与本网联系,我们将及时更正、删除,谢谢。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