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富春山居,复活一个黄公望

中国青年网 阅读:3756 2020-10-13 06:20:57

原标题:走进富春山居,复活一个黄公望

若把中国历史看作一个人的历史,某时某地的某段经历也许是这个人生命中最重要的一次遭际,或可影响此人一生的性格。比如,一个富贵之家,一日突遭败落,南宋末年的杭州正是如此。都城被元所破,皇帝、两宫太后、嫔妃和大臣被掠,临安(杭州)文人的心境之沮丧和毁败可想而知。

自此,江南读书人的脸上蒙着一层忧郁之色,黄公望亦然。

这层不祥之色不仅源自中原王朝的灭亡,更来自于元朝的等级划分。元朝将社会明确划分为四个阶层: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最下一层就是江南各地的人,被称为南人,地位低下,无多少政治权利可言。

更为可悲的是,元初废除了科举制度,这对于读书取仕的书生而言是致命的,这等于将他们历来的希望、家族的寄托、个人的追求、地方的荣耀悉数沉降到冰点。读书人进入官阶的正面渠道被堵死,但可由吏入官,有两条小径可行,一是路吏,二是书吏。路吏一般是在府、州、司县衙门的司吏中产生,逐级挑选而晋升,在各级官员的脚下任人践踏,最终在官场末端熬出头来;而书吏须是地方官员推荐的儒士,要洞悉诗书、通晓官场、45岁以下,廉慎行止自有让度,经得社会大众的认可。

在杭州众多的文人当中,黄公望是典型人物之一。黄公望生于南宋末年,听着元军的马蹄声长大,自小失怙,聪明过人,改姓后在其嗣父的培养下本可青云直上,可惜科考停摆,唯一的出路便是靠他人推荐,先做个书吏。他的书吏之梦在廉访司实现了,但是在元朝的畸形官场中作为一个小吏,他远远没有料到自身的卑微到了何种境地。

元代官场和中国其他朝代一样,都有官服。元代的品服规制是:一至五品官着紫袍,六至七品官着绯袍,八至九品官着绿袍。元朝政府规定承袭前代的,如冕服、公服、仪卫服色、器皿、帐幕车舆、鞍辔等,都有严格的等第,下不僭上;同时规定,“蒙古人不在禁限,及见当怯薛诸色人等亦不在禁限”。当这一规矩逐级落实在书吏黄公望的身上时,他才清醒地感受到自己所处的地位是多么低下,只允许穿灰色的制服,别的颜色衣服一概不能穿着。

而黄公望恰恰犯了大忌,一日和好友无尘真人等聚会后,竟然穿着道袍来上班。穿着道袍给上司汇报工作,自然被视为是对朝廷规制的极大挑衅。“一日,著道士服,持文书白事,宪使怪而诘之,公望即引去,放浪湖海。”(清·钱陆灿等《康熙常熟县志》)。一场书吏之梦就此破灭,他很快被排挤出局,“吏员脏腑”的他想要中年再入官场,实现家国梦想,何等之难。

延祐年间,仁宗听取大臣建议,意外复科,但给江南的名额少之又少,远远少于北方诸行省。譬如,河南南部有63万人,配额7人,百万人中中进士名额为8.43;江浙人口633万,配额为28名,百万人口中中进士名额为4.42,几乎只是河南南部的一半。所以,江浙普通士子对科考无望,更何况延祐之前是完全停考的,这使得多数学子失望于仕途,只好结伴交游,赋诗作画,或者求仙问道。

而黄公望此时恰恰被牵进“延祐经理”田粮案中,眼看着好友张雨进阶官场,而自己还在牢狱之中。等到半年后出狱,科考早已结束,张雨已经走马上任了。

好在1311年至1320年仁宗在位期间,以进画取仕者也是一条入仕通道。忽必烈时期,就有何澄以进画方式取得昭文馆大学士、中奉大夫(从二品),此后商琦、王振鹏等,均以画取仕,最为典型的便是赵孟頫。因此,在废除科举制度、被划为四等公民的同时,更多南方仕子企图以画进阶官场。

元延祐五年(1318年)春日,50岁的黄公望背起行囊,跋山涉水,踽踽而行,来到赵孟頫的故乡——吴兴莲花庄的雪松堂。皓首白发的他,跪在雪松堂,呈上精心临摹的《松雪斋文集》,拜师赵孟頫。尽管求教于名师,画艺大进,却终究无缘官场,黄公望79岁时,曾写诗:“经筵仁皇全五体,千文篆隶草真行;当年亲见公挥洒,松雪斋中小学生。”

在元代,要进阶入仕,除了推荐入吏、以画取仕、少量科考的名额外,还有一条通道便是以道师身份取得社会地位。

早在南宋嘉定十三年(1220年)春,“全真七子”之一丘处机率弟子尹志平等18人,跋山涉水,从莱州北上,觐见成吉思汗。全真教得到了成吉思汗的认同,自此得到了元历代皇帝的恩宠和尊重,开始以燕京大长春宫为总部。其弟子多为“读书种子”,后来大都是取仕不致或者不能入仕的士子,饱读诗书,皆有诗文传世。

此时,“南宗”之一的莫月鼎,已经和黄公望交谊甚厚。黄公望对全真教的了解并不比教内的弟子差,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经历了一次官场羞辱、一次牢狱之灾,又经历了富春江边的一场生死之劫,加之倪昭奎(倪瓒兄长)以道取仕成功,这使得他对全真教几近痴爱,甚至给予了莫名的厚望。

天历二年(1329年)春,61岁的黄公望彻底看破红尘,相约散尽家财的好友倪瓒,一起来到平阳飞云江畔,遁入浙南大山圣井山中,拜师金蓬头。

在江南,读书人在现实中失意,作为人生寄托和入世的唯一渠道,很多人选择了全真教,“始于儒,卒于道”。浓厚的宗教文化熏染,使得类似黄公望一样的士子在精神上有了极大的依托和拓展。虽则以道取仕无望,但祸福相依,道教对其艺术的追求和精神境界的提升起到了不可估量的意义,这才有了旷世名作《富春山居图》。

和黄公望一样,杭州在此阶段出现了一批这样的文人画士,他们的名字灿若星辰,恒久照耀着中国历史的文化天空。“画坛四家”(赵孟頫、黄公望、王蒙、吴镇)和“诗词四大家”(虞集、杨载、范梈、揭傒斯),正在秀美的杭州山水之间渐次成形。他们在艺术上互相唱酬,精神上互相抚慰,物质上互相接济,其价值取向也惊人一致,表现在诗画作品中,意境恬淡通透、注重精神追求的人生观渗透其中。这也是这一时期文人的集体性格。

“一片闲云出岫来,袈裟不染世间埃。独怜陶令门前柳,青眼偏逢惠远开。”(黄公望)这种集体性格直接构筑了杭州的文化品格——追求极高的精神享受,且抱有睿智达观的价值取向。这种文化内涵通过文艺作品(诗书画)传承下来,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文人,形成了高洁独立的文化节操和担当,在中国文化史上影响巨大。

我的这场写作如同重蹈了黄公之一生,亦如跌进中国浩大无边的历史文化长河——富春西湖段,酣畅淋漓地远游了一场,勉作与八百年前后杭州的一次精神交流,复原一个鲜活的黄公望,再现彼时杭州文化样态。

杭州文化远自良渚,黄公望和《富春山居图》只是其中的一颗耀眼星辰。“杭州优秀传统文化丛书”的出版,是对杭州优秀文化的重拾和再发现,对杭州文化的重塑和对未来文化的重构具有历史意义。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杭州优秀传统文化丛书·闲云出岫望黄公》作者)

汪泉 来源: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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